11月25日，淄博学院齐文化研究所与本报理论部联合举办了“齐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暨《齐文化丛书》座谈会”。10余位专家学者畅谈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齐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齐文化丛书》出版的价值与意义。兹将会议的主要内容整理于下。
●齐文化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体系，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等诸多领域
●齐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尚变、开放、包容、进取、经世等特征
●齐文化与鲁文化相得益彰，各具特色，在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始终起着核心作用
宣兆琦（淄博学院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在我国传统地域文化百花园中，齐文化是一朵瑰丽的奇葩。齐文化渊源于今山东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东夷文化、殷商文化和姬周文化。初步形成于两周初叶的姜太公封齐建国。两汉时期，它与其它地域文化整合为中华传统文化。齐文化主要包括西周时期齐国齐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学艺术、风俗民情、管子学、晏子学、稷下学、宗教及两汉时期的齐派经学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齐文化不仅影响了我国整个早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以其巨大的辐射力和生命力，影响到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秦汉以后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齐文化还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如被学术界誉为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的《管子》、第一部手工业工艺技术的著作《考工记》、人类兵学的圣典《孙子兵法》。齐文化还留下了丰富的遗址、遗迹、文物、胜景，如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春秋车马坑和殉马坑、孔子闻韶处、战国四王陵、徐福东渡出海处以及我国最古老的长城——齐长城等等。可以说，这些宝贵的资源既是齐文化的载体，又是齐文化的体现。
李金海（淄博学院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齐文化有着丰厚的底蕴。人们从齐文化中，可以领略它独特的风采：“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的变革观念；尊王室、攘夷狄、社稷是主、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尊贤智、尚有功、使有能、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政合民意、令顺民心的政治方针；重法治、尚礼义、行教化的政治传统；礼贤下士、悬赏纳谏的良好政风；井田畴均、均田分力、相地而衰征的地税制度；以农为本，农、工、商、贸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来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财、优商惠贾的对外开放思想；不违农时、取民有度的鼓励生产措施；亲善邻邦、取信诸侯的称霸方略；知己知彼、运筹帷幄、庙算、慎战的奇兵妙计；义利并重、存亡救绝的价值取向；尊教重士、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文化政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齐文化逐步形成了鲜明、独特的特征与风格：政治方面的主变合时、尊贤尚功、礼法并用；经济方面的务实、开放、多元；军事方面的慎战、伐谋；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以及尊师重教等。总之，齐文化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有许多地方值得认真发掘与深入研究。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齐文化是中华古代文明重要的一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力量强大，文化发展，名家荟萃，著述丰富，对中国后世的文化影响极大。说到齐文化的特点，我认为，齐文化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先驱者管仲、晏婴都是齐国名相，提出过许多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匡时济世为己任，以后的稷下诸先生虽无治理国家的责任，但均食禄于齐君，为齐君之智囊团。他们的集体作品《周礼》即是经画天下的一部杰作。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刘向《新序》中则说：“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他们虽派系繁多，主张各异，或尚礼教，或尚法治，或谈王政，或行霸业，但经世致用，不尚空论，是其共同的特点。百家争鸣、兼容并包，也是齐文化一个重要特征。稷下学宫时期，齐文化臻于鼎盛，历时一百数十年，最多时养士近万人。包括多种流派，其众多大师，异说纷呈，互相诘难，百家争鸣，自由著述而不主于一说，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其中有源自齐国本土文化的管仲、晏婴后学的思想；有受教于孔子鲁文化的孟轲、荀卿；有异采缤纷的黄老学派宋、尹文、慎到、田骈、环渊等；有善于攻守战阵的兵家孙膑；有虚幻怪异、倡言阴阳五行的邹衍、邹；有博闻强记、滑稽善辩的淳于髡。众多的学派学人，共聚一堂，切磋问难，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齐文化遂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巍峨挺立的高峰。
杨向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齐文化与鲁文化是我国先秦时期具有特色的区域文化。齐是太公望的封地。论其来源，姜齐出于炎帝系统。人们通常对于黄帝系统的文化传统知道得多一些，因为夏周两代都是黄帝系统。而对炎帝系统的文化体系知道得较少。其实，先秦时代，齐与楚都属于炎帝系统。而齐、楚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绚丽多采的。楚是道家发源地。世人所知，楚辞内容纵横飘渺，如今仍是我们引为骄傲的“大作品”。齐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的影响，永远使人难忘，故人们常以齐鲁并称。在我国几千年传统的文化体系中，齐文化与鲁文化相得益彰，各具特色，始终起着核心作用。在文化体系上，齐为后来的法家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军事大家孙武的出现，更为齐文化增添了异彩。《孙子兵法》成为兵家的经典。到现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其影响仍在。儒家文化圈被认为是东亚繁荣推动力之一。而在曲阜稍南的滕州，又有科圣墨翟，《墨子》中“墨经”四篇的科学成就，包括数学、理论物理、力学、光学等诸多方面。对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古代科学在当时是世界第一，超过古希腊，而其中的弹性力学，据现代的力学权威说，仍是世界科学界研究的对象。
●社会转型、观点变化是齐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大环境
●地缘优势、经济发达、社会安定是齐文化成长发育的必要条件
●新的社会实践培养与锻炼了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这些人才又促进与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任继愈（北京图书馆馆长、教授）：每一时代的文化现象是该时代历史现象的一段横断面。我认为，齐文化的产生，是外部大环境与齐国内部小环境相互促进的结果。所谓大环境指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重要转型时期。这个时期是诸侯割据的世袭小王国向中央集团的统一大国过渡时期。这个趋势从春秋战国开始酝酿，到秦汉才完成。新旧制度交替时期，原来的道德观、价值观、忠孝标准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齐文化便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大变革时期在齐国的产物。所谓小环境是指齐国地缘优势。当时具有地缘优势的还有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这三国没有后顾之忧，可专心地面向对手。韩、赵、魏等国处于争战之地，国力耗于战争者，均较齐、秦等国严重。齐国则国力雄厚，物产丰富，有众多人口的大城市连袂成帷，挥汗成雨。临淄稷下先生高门大屋，“不治事而议论”，并享有丰厚的俸禄。可见，当时齐物质条件是很充裕的。齐文化的产生还在于内部安定。齐国有姜太公尚事功、重生产的传统，有管仲为首创立的好传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涨，国乃灭亡”。齐文化的法治思想与礼治并重，二者互为表里，形成民富则易治、民有产则畏法的局面。
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齐国自始封到被秦国所灭的几百年里，在众多诸侯国中，一直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齐国的富强要靠两个条件：一是齐国封地（现在山东半岛一带）自远古以来就是开化比较早的地区。这里居住的是夷族，夷族和华夏族当时是东西相抗的两个部落集团。夷人在东，华夏在西。文化水平大体相当，甚或东夷要略早于华夏。第二个条件是这个地区靠近海洋，有海上交通的便利，有鱼盐之利。太公到封地后的“劝女功”、“通鱼盐”，都是在当地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国是个海洋国家，犹如欧洲的古希腊、罗马。只是它没有古希腊、罗马幸运，过早地就被起于西方的内陆国周、秦、汉等灭掉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破坏了血缘关系氏族组织的定居生活，也逐渐破坏了氏族组织。齐国工商业兴起的时代既然比其他诸侯国为早，氏族制解体也必然比其他国早，离开土地而游移的“士”也必然比其他国为早。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新兴阶层出现了。这个阶层中的大多数是氏族贵族的后裔，但他们的精神面貌已完全不是旧贵族而是掌握知识而又有才能的新人。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他们的才华、能力受到培养和锻炼。他们的思想活跃，有能力理解新事物，管理新事物；他们要求享有权力，要求登上政治舞台。这些都是齐文化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齐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及重要组成部分
●崇尚知识、重视人才是齐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值得继承与吸收
●齐文化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史学又为齐文化的提升、总结与描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王玉哲（南开大学教授）：传统文化是过去人类社会的精神活动升华的产物。它既然是旧社会的产物，时过境迁，对今天的社会就未必能够完全适应。因此，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对旧文化的批判。传统文化本来就是精华与糟粕杂糅在一起，有好的部分，同时也存在坏的部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传统文化的优缺点也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分辨出来。一种传统文化经过人民群众的吸收或接受后，要看起到什么作用和效果，是使绝大多数人受到鼓舞、奋发向上还是消极无望？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好的成分，经过长期历史的考验和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空引起今人的共鸣，从而有所启迪和借鉴，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这才是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我想强调的是，即便是好的传统文化，也不是原封不动地拿来就用，还必须通过学者站在现代的基点上进行历史主义的分析，通过百家争鸣决定是非，不能由某一权威一锤定音。现在《齐文化丛书》的编撰和出版，就是对中国局部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的初步整理工作，理应受到人们的欢迎。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人们经常谈到中华文化、炎黄文化的问题。这些文化的内容非常复杂。如何研究也是个重要的问题。从小处着手不妨是一个方面。前几年也是在光明日报社参加楚文化的研讨会，今天开齐文化的座谈会。我认为，这个方式是正确的。把整个文化中的某一个部分搞清楚，然后再综合起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研究文化要注重点面结合，这样，对炎黄文化、中华文化的认识就有把握了。据我了解，湖北社科院正在搞长江文化。长江文化属于楚文化的范畴。我希望长江文化搞出成绩，争取出书。原来，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偏见，认为中华文化就是黄河文化。现在看起来，黄河文化不能概括整个中国文化。听说长江三峡工程经常有些发掘。有人讲长江文化比黄河文化更早，我没有什么根据评价，搞考古的人知道得多一些。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对长江文化绝不能低估。山东对齐鲁文化、齐文化作深入的研究，我相信，这对整个中华文化研究会作出很大的贡献。研究文化还有一个背景问题。研究齐文化，除了齐文化背景，还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背景，再有就是国外的背景，例如古希腊。现在，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解决。譬如，为什么古希腊、印度、中国三个文明古国的百家争鸣都是在公元前5、6世纪出现的？应该怎样解释这种现象？从这个方面看，我认为，研究齐文化基础要广，齐文化、鲁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中华文化乃至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最好都要关照。有了这个基础再看齐文化，定位就比较准确了。
王连升（南开大学教授）：如何看待齐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我谈三点意见。（一）从齐文化形成的过程看，齐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先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时期。在若干世纪内，我国逐渐形成了许多具有不同特点的地域性文化。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就具有了多样性的特点。这些地域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其中应以齐文化和鲁文化最重要，影响最大。（二）从齐文化的内涵看，齐文化具有普遍与整体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光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汉书·艺文志》列中国古代诸子学术流派为十个派别。这十派在齐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他们都曾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不但名重一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讲中国学术史，他们的学说都是需要特别加以阐述的。还有《管子》一书中所包含的法、礼、轻重、兵、刑等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总汇，其价值更不可忽视。特别是兵家，齐兵家在中外历史上所锁定的位置，可谓无出其右者。以上这些方面，都大大超越了齐国的地域范围，影响都是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三）齐国对知识的尊重和宽容的学术运作机制，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值得后人继承与发扬。
苏双碧（《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在齐文化研究中，我认为应当加强对“士”即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研究，因为它在齐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士”推动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激变，社会上出现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局面。“士”作为社会的特殊阶层，对历史的进程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当然，“养士”之风的出现，必须有一个前提，即统治者比较开明，或者说比较民主。他们能听取“士”的意见，允许“士”的批评，从中吸取安邦治国之道，当时诸侯国蜂起林立，诸侯王各自为政，互相兼并成为历史的必然，为求生存，必须富国强兵。其中，关键在于用人，而“士”这个阶层是取之不尽的人才宝库。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养士”风尚。齐国建“稷下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就达数百千人。善于“养士”和“用士”的君王大多具备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唯才是用，不拘一格选人才。二是充分认识到“士”的作用。在当时的国君中，许多人能认识到智士是“国之器也”，博通之士“国之尊也”，把有能力的“士”看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士”对国家和民族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士”的行为都是无可挑剔的，对“士”在当时的历史作用同样要一分为二，要有批判地继承。我们对齐文化中“士”的阶层进行认真研究，于今仍有现实意义。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着重讲一下齐文化与中国史学的关系。首先要讲的是齐文化对司马迁的影响。从《史记》一书来看，齐国的历史文化无疑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影响到他的思想的发展和对他心灵的震憾。司马迁对齐国的地理山川、历史面貌有一个概括的和美好的认识。他在《齐太公世家·后论》中赞美齐“洋洋哉，大国之风也！”他景仰管仲、晏婴，为高节义行之士的行为所感动，称赞刘敬的智慧和谋略。《史记》所表述的这些思想与感情，反映了司马迁对齐国历史文化的钦羡与认识。同时，齐文化也驱动着他思想的发展。《史记》是中国历代正史《二十四史》之首，而且是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从这样一个重要方面来认识齐文化的价值是很重要的。在《史记》中，司马迁以史学家的深沉和激情，对齐文化作了提升、总结和描述。第一，他以宏大的气魄写出了《齐太公世家》，写出了齐桓公称霸的过程，并以肯定的口吻说“不亦宜乎”。第二，他对管仲、晏婴、孙武、司马穰苴等人极为景仰，尽力写出他们的“轶事”，使人们“以观其事”。可以这样讲，齐文化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固然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所在，同时这同司马迁的自觉的加以撰述是分不开的。第三，他钦羡“稷下之学”的盛况，称赞“魏文侯好学”，批评秦始皇“儒学既绌”，而赞叹“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第四，他赞美齐国的社会风情，这样说道：“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第五，司马迁写齐国的历史文化是把它作为当时他所认识到的中国整体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反映了他的博大胸襟和深刻见识。可以说，齐国的历史、文献、人物及其思想在历代的史书中都有反映，说明了齐文化影响的深远，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史学对于齐文化的阐述起了重要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对于反映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合性与理论性的研究、纵向与分门类的研究、横向与区域性的研究，共同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局面
●《齐文化丛书》不仅是齐文化研究的空前的创举，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大收获
●齐文化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应该备加珍视，大力发掘，深入研究，使之在文化建设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这充分说明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大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综合性的、理论性的研究；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纵向的、分门类的研究；三是横向的、区域性的研究。这三个方面互相促进、补充、交叉、渗透，共同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局面。近年，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齐文化丛书》的问世，就是值得庆贺的盛事。《丛书》既有作为齐文化代表性的文献典籍整理，又有创造、发展齐文化的人文、自然环境的介绍；既有围绕齐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描述，又有能反映齐文化精神的历史人物评说；既有概括、系统地反映齐文化领域的专史性论述，又有典型解剖、深入分析的专题性研究。这就使得这部丛书作到了文献资料性和学术研究性的有机结合。可以看得出，《丛书》的编者和作者们的治学态度是比较严谨的。在学风方面，也是值得称道的。
任继愈：注重文化的地区性，是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的新趋向。像中国这样地区辽阔的大国，风土各异，不能笼统地谈什么“中国文化”。齐文化是重要的一支。此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太湖为中心长江三角洲）、西北地区文化、藏文化等，有的已取得可观成果，有的也已经开始。除了以地区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外，还要加强以专业学科为对象的研究，如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等等。文化建设不同于一般实物建设，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融会贯通的过程。不同地区、民族、思想体系汇集在一起，要经过融会，变成新体系。把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文化取精用弘，铸成新部件，这种贯通古今（中国的、外国的古今）、集中外文化精华之大成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见成效的。因此，我们更要只争朝夕地加紧当前的工作，力促其早日实现。
钱海骅（《齐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我们研究、讨论齐文化有一个基本点，这就是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世界历史文化的大视野去审视这个地域性的文化。从这个角度上观察，我们就会给齐文化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可以认为，齐文化与鲁文化共同建构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然而由于比较复杂的原因，齐文化的研究曾长期处于被冷落的境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到来，为尘埋冰封的齐文化的研究、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齐文化丛书》这一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实施的。《齐文化丛书》包括四编，四编分类各有侧重；合而视之，相辅相成，实乃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我们在地域文化研究上的尝试与探索。《丛书》刚刚启动，就受到了社会科学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先后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选题和重点出版计划、山东省“八五”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山东出版总社十大图书精品规划。出版不久，它就得到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先后荣获山东省第四届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入选作品奖和淄博市1997年度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入选作品奖以及山东省图书二等奖、淄博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丛书》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这恰恰说明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我们要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使齐文化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
瞿林东：我认为，《齐文化丛书》反映了齐文化的历史面貌和现今对它进行研究所获得的最新认识。这不仅是齐文化研究的空前的创举，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收获。世纪之交，《齐文化丛书》的出版，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将鼓舞人们发扬优良传统，创造新的文明。
范跃进（淄博学院院长、教授）：从全国范围内看，地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势头强劲。它从一个方面显示了我国学术研究的深入与繁荣。从齐文化丰厚的底蕴上看，它对于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确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因此，齐文化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我们应该备加珍视，深入发掘与研究。从地缘优势上看，我院地处齐文化发祥地淄博，应借助这一“地利”，把学院办出特色。我认为，齐文化研究就是我们最显明的特色之一。早在1988年，原淄博师专就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研究齐文化的学术机构——齐文化研究所。近年来，齐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正式出版齐文化、齐地文化学术专著20余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中发表论文300余篇，先后承担了一项国家级和四项省部级社科、图书、古籍整理规划重点项目。《齐文化丛书》就是在编委会领导下，由齐文化研究所具体主持完成的齐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应该说，在短短10年中，齐文化研究取得的丰硕的成果，为今后从更多的视角、更深的层次开展齐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世纪之交，我们将继续抓好齐文化研究，开创新的局面。
（马宝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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